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必须做出艰难选择。1945年8月14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给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针对蒋介石这一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全军，调整部署，特别是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和谈中的地位，争取实现和平。在苏联的积极鼓励下，中共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
       抗日战争胜利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安定，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繁荣、独立的新中国。但是长期坚持反共政策的蒋介石政府却依仗美国的支持，加紧大规模内战的准备，企图消灭中共为代表的人民武装力量，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被迫准备应付新的内战。因此，战后中国与日本的民族矛盾刚刚解决，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企图用谈判迫使共产党拱手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一面在美军的帮助下，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华中各地进逼。在中原，刘峙指挥20多个师沿平汉线推进进攻鄂豫两省的解放区。在津浦线，桂系李品仙部进攻苏皖，陈大庆部进攻山东。在江南，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及3个军占领宣城、广德、临安、余杭、杭州、浙赣铁路沿线，以及宁波、定海等地。至10月中旬，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达80万以上，侵占解放区人民从日伪手中解放的城市31座。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但相对弱小的人民武装一时还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敌人，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作了重大改变，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
       经略东北，是中共中央的战略目标之一。早在苏联红军远东战役开始时，中共中央军委即派部队、干部开赴东北。为迅速而坚决地争取东北，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东北和热河、察哈尔两省，继续打击日伪，及争取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了保障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令新四军第三师开向东北。9月28日，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全副武装，先后从淮阴、沭阳、泗阳等地出发，踏上向东北进军的征途。部队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5省，历时2个月，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
       新四军浙东、苏南、皖江部队的北撤，是保存力量、向北发展和策应国共谈判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反复权衡后正确的选择。
       9月19日，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提出中共武装将主动撤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南、湖北、河南（南部）八个解放区。20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
       9月22日，华中局做出北撤部署：粟裕率第一、第三纵队王必成、陶勇部迅速集结，立即行动；叶飞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在浙东第二纵队到安全地区后，作第二批转移，浙东部队及地方党应立即全部撤退。经过紧张动员，处理善后，留置少数党政军干部坚持原地斗争，9月底，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共5万余人，开始有计划地分批撤离江南。
       10月15日夜，第四纵队一部北渡时，因所乘“中安号”轮船沉没，纵队政委韦一平、苏南行署财政处长李建模等800余名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不幸罹难。何克希、谭启龙率领的第二纵队在北撤途中于海盐县重镇澉浦登陆后，打了一场硬仗，经16小时血战，终于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面包围。
       10月22日，浙东部队到达江北如皋、南通、启东等地。至此，苏浙军区所辖的苏南、浙东武装及党政干部的北撤全部结束。1945年9月，第七师代师长谭希林率2个团和独立旅在槐林嘴等地上船抢渡巢湖北上。9日，渡过巢湖，向淮南津浦路西北开进，15日到达定远县城南一带，完成了向第二师靠拢的任务。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皖江地区的其余部队迅速北撤。10月3日晚，曾希圣率第七师沿江、皖南、含和3个支队及师直属队和第五十六团，分两批北渡巢湖。北渡部队统编为第七师，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
       11月初，部队奉命北上鲁南，参加新的战斗。江南和皖江地区部队北撤后，原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即相继撤销。7万健儿胜利到达江北、皖东地区。
       这一战略转移的实现，对巩固苏北、坚持山东，乃至保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