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28万个生产队在当年只有10%的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人均收入40元以下的约占25%。从全国来看，农业合作化后，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力有了相对的提高，但是经营管理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导致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面对这样的情况，各级领导都很着急，思考解决办法。
       1978年夏秋，安徽省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使得当时的安徽农民和农业生产，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然而，正是这样的挑战，给了安徽一次率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的机遇，也让凤阳县小岗村的一份特殊契约，成为了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一个标志。在那个后来人尽皆知的夜晚，村西头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严宏昌、严金昌等18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就着微弱的煤油灯，酝酿着一件惊天大事。为了活命，大家把田地分到各家，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冒死在契约上留下了红手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年后，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不仅证明了18户村民选择的正确性，也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向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从安徽、到四川再到全国，从农民自发的责任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式确立。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三年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从而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广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随之解体。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