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错误地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机关和红军八万多人被迫撤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同时，国民党集结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了前三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负责掩护断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身陷重围，师长陈树湘率领将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为主力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重伤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他苏醒后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的肠子扯断，牺牲时年仅29岁。湘江战役是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突破湘江后，原定计划是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为了避开敌人在湘西设置好的第五道封锁线，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经过激烈争论，他的主张得到多数人赞同。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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