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车里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受邀去武汉讲学，先后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等专题讲演。在讲演中，他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均以大字刊登。但湖北官厅极为惊骇惧怕，明令陈独秀停止讲演，速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2月8日傍晚，乘车返回北京。但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装成生意人。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朝阳门，直奔天津。
       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中。陈独秀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自己的遭遇，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他的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运动。1920年初，李大钊著《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号召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和社会政党的组织精密，力量更大。俄罗斯有共产党员60万人以此建成一个赤色的国家，而中国缺乏的是这种有组织和有训练的力量。”进而指出：“中国现在自己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编者注）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雪后的夜晚，大地白茫茫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急急向前奔去，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崭新的辙印。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点倦意也没有，开始交流建立共产党的看法。
       这一路，两人亲密地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并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
       阴历除夕，陈独秀到了上海。上海街头到处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一切都迎接着新年的到来。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汇聚了50万产业工人。按照与李大钊的约定，陈独秀就在这里率先开始了建党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广为流传。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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